笔者最钟意香港的方面之一,就是我年年都可以去到维园的烛光晚会,可能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名“6.4”学生领袖可以这样,王丹,吾尔开希都不能来香港。中国人应该多些去思考为什麽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重视“拉致问题”

1994年至今,我年年“6.4”都会去维园的烛光晚会,比较常穿的是一件上面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白色T恤,今天我将衫找出来,衫已有些发黄。记得有一次6月4日,我在纸上反复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後再去维园。
去年的“6.4”,当时还不知道刘晓波肝癌的事,所以在维园的晚会上,最悲痛那一刻可能是同“黄雀行动”负责人朱牧师的拥抱,去年朱牧师已面临坐监,以前“6.4”晚会有见他同孙儿玩,看到他同孙儿在一起,看到许多个家庭在一起,占据我脑中的就是“6.4”时那些失去孙儿的祖父祖母及失去儿子父亲母亲们的悲伤,在极其冤情下,要白发人去送黑发人,那种悲伤难以用言语去表达。
“6.4”29年了,但“6.4”可能有上千人被屠杀。香港及海外的长辈们,要多些用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重视的“拉致问题”去令年轻人思考为什麽仍然要重视“6.4”问题。“拉致问题”涉及到的可能只有百多人,但日本人一直在为“正义”努力,而平反“6.4”同“拉致”问题一样绝对是一件每个中国人都值得去努力的事。
去年我在离主席台10米的位置同维园11万人一起高举蜡烛,当时最令我悲伤的是朱牧师的发言,在他下台後我去拥抱了他很久,而我说出的只是谢谢,谢谢他对六四学生领袖的帮助。
柴玲,吾尔开希甚至刘刚等许多学生领袖都会知朱牧师在“黄雀行动”中的作用,1989年镇压後许多民运人士被救都应该感谢他,散布在全世界的64学生领袖应该想办法去为朱牧师做一些事,不然我们心中会不安。
今年维园肯定有几万人,几万人一起高举蜡烛那场景,只有在现场才能体念到,或许王丹,吾尔开希会羡慕我了。

2018年6月1日 PM 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