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今天,如果我态度更加坚决而令到湖南省委负责人接纳我的意见及时制止砸商店的,邓小平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很可能就不会出台,也就没有党内的彻底分裂及大学生同政府矛盾的全面激发,也就没有军队的进城及“6.4”

“6.4”转眼就是30年,笔者(卢四清)此生可能最接近改变中国最重大历史的时刻就是30年前的今天,如果我更强烈坚持要求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及时制止砸商店的,邓小平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很可能就不会出台,也就没有党内的彻底分裂及大学生同政府矛盾的全面激发,也就没有军队的进城及“6.4”。
我记得1989年4月22日晚,胡耀邦家乡浏阳的数百人乘卡车到达长沙,这些人第一次开始冲击湖南省政府但被公安及武警阻止,但後来长沙的大学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冲击省政府,公安,武警对大学生有顾忌不敢对大学生阻止令全部人成功冲入。後来这些人再出省政府,受冲进省政府“胜利”的鼓舞,有人开始发常年集聚的对社会的不满,开始破坏一些商店,但开始时只是一些比较小的破坏。
笔者当时是中南工业大学(後来改名叫“中南大学”)的校研究生会主席,4月22日晚我同湖南省的领导人及湖南主要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等在现场。当开始有人对商店有比较小的破坏後,我察觉到事态严重,而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就在我附近,我走去那人的身边。因为1986年至1989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曾多次举行同大学生的对话会,我以校学生会主席,校研究生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并做发言,所以许多湖南省领导人也认识我,故当我去到那省委主要负责人身边後,警卫没有阻止我,我同他说现在砸商店的人不多,那些人也不是大学生,要他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他听到我的建议後看了我很久,再派多3个人去查砸商店的人中有无大学生,我同这名省委负责人後一直忧心忡忡地等待,但一直到深夜,直到确认没有大学生只是社会人士後他才下令公安开始抓捕行动,但很多商店已被砸。
邓小平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基础就是指长沙,西安的“打砸抢”,而胡耀邦是湖南人,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西安并不是重点,故长沙砸商店成为“4.26”社论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所以30年前的今天,我有一次最接近改变中国最重大历史的机会,如果我反复多次不断地强烈要求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立即采取行动而不要去理会砸商店的人的身份的,同时又将我熟悉的身边的“中南工大,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党委书记,校长拉上一起去强烈要求的,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就可能及时下令采取行动制止,而中国30年来最重要的历史就可能改变。
2019年4月22日 PM 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