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4.26”社论是“64”事件的关键点,社论是以长沙,西安的事件将学运定性为“动乱”。但在长沙的骚乱未造成大的破坏前,笔者向现场的湖南省委领导人建议立即制止破坏商店,当时也有足够的公安在附近,但领导人没有听从建议。所以说学运会造成“动乱”绝对是当时邓小平等的错误判断

30年前的今天,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将学运定性为“动乱”,这是“64”事件的关键点,当局同学生的矛盾被激化。
“4.26”社论,长沙,西安发生的“打砸抢”,因胡耀邦是湖南人,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西安并不是重点,故长沙砸商店成为“4.26”社论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30年来,在长沙现场的笔者(卢四清)最想披露的事实就是,长沙的“打砸抢”一开始就是完全可以被公安制止的,根据长沙的破坏商店就断定学运会造成不可控制的“动乱”,绝对是当时邓小平等的错误判断。而如果“4.26”社论不出台的,就没有党内的彻底分裂及大学生同政府矛盾的全面激发及绝食,也就没有军队的进城及“6.4”。
我记得1989年4月22日晚,胡耀邦家乡浏阳的数百人乘卡车到达长沙,这些人後来冲击湖南省政府,进去10多分钟後开始上街游行,有上千名市民参与。笔者当时是中南工业大学(後来改名叫“中南大学”)官方的校研究生会主席,4月22日晚我同湖南省的领导人及湖南主要大学的校长,校党委书记,校团委书记等都在现场。刚开始只是有人对垃圾桶破坏,有人敲打商店的玻璃但未造成破坏。我察觉到事态严重,就走去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身边,要他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但负责人没有接纳意见,一直到深夜,才下令公安开始抓捕行动,但很多商店已被砸。从破坏垃圾桶开始,一直有许多公安在周围监视,公安完全有能力制止对商店的破坏。
而正是因为“4.26”社论的出台,令我这名将公派去德国留学读博士,极有个人前途的官方校研究生会主席,在4月27日领导了长沙的5万大学生首次游行。我同一名我校地质建筑系的团总支书记两人走在5万人的最前面,我俩指挥5万大学生手挽手游行了8公里,我也动员了全校的学生干部做纠察,不让任何杂人进入我们的游行队伍。5万大学生绝大部分是初次参加游行,又是在“4.26”社论的高压下,我们心情都极为紧张。後来我来香港,从支联会的录像看到,香港“亚洲电视”在报道4月27日的新闻时,头条是我们长沙的游行,第二条才是北京,这当然也同“4.26”中的长沙有关。
2019年4月26日 PM 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