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手足”可以看看1996年我在杂志发表的“卢四清:王丹被捕前後”的文章,你们会理解8964学生领袖们在有“手足”坐牢时极想他获得自由的心情。香港人如果不反抗的,数千年轻人可能同王丹一样坐牢。我自己也因“政治反抗:两次坐牢,第一次是16岁,我至今对坐牢度日如年铭心刻骨

卢四清:王丹被捕前後===1996年12月3日


去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半,我有关於王希哲的事要问王丹,王丹听电话时语气凝重,听完我讲话後,只说了一句“你过一会儿再打来”就匆匆挂断了电话,十分钟後我再次致电给他时,王伯母告诉我,王丹已被叁名公安带走,王伯母并补充讲,我致电给王丹时叁名公安正站在他旁边要他签传讯单,因此王丹不方便讲什麽。王伯母也轻松地讲,“大概晚上公安会放他回来吧”。

何曾想到,王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门,他讲的“一会儿”竟变成了十八个月,或许会变成十一年,要过十一年我们才能再听到王丹那亲切的声音。

其实王丹会被捕在五月十五日已露出了前兆。五月十五日,北京着名异议人士许良英教授发起了一个《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四十五人签名呼吁书,王丹是四十五人签名人之一。王丹对这份呼吁书极为重视,五月十五日曾两次致电给我询问外界的反应。为什麽王丹会极重视这份呼吁书?其实这封呼吁书内容并无新意,但其签名者的身份却极特殊,四十五人中光有正教授职称的人就达叁十人,其中尚有“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及九十一岁的着名翻译家楼适夷,北大着名教授周辅成、胡济民等。这份呼吁书的另一特色则是着名异议人士的参与,如王丹、丁子霖、刘念春等都有签名,标志着高级知识分子与着名异议人士首次结合在一起对中国重大国是发表看法,因此理所当然,中共当局对此签名也极为重视。

此呼吁书发表的当天下午,王丹的家门口就开始有了一辆车及四、五名公安,王丹的举动已开始受到严密监视。五月十六日早晨,发表《北上宣言》後的王希哲到达北京,王希哲致电王丹说他第二天早晨会去王丹家见他。此举更似火上加油,五月十六日下午,王丹楼下的公安已增至十几人。另公安也在北京同步搜捕王希哲,终於在五月十六日晚寻获王希哲并将他带走以防他与王丹见面。

真正触发王丹被捕的当然是《吸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五十六人签名呼吁书。其实此呼吁书在联络各方签名时已引起了公安高度注意。公安为阻止这封呼吁书的公布,於五月十七日下午带走了此呼吁书的执笔人刘晓波,五月十八日凌晨又带走了此呼吁书的发起人之一黄翔及其夫人张玲。王丹知道这些人被带走的消息後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在电话中自言自语说了两次:“没想到连黄翔也出事了。”

王丹当时心里很清楚他必须面临作出重大决择,因为当时在北京拥有并公开使用FAX机的异议人士只王丹一人,而这个呼吁书必须要FAX给传媒才能得以报道,而如此一来王丹必须承担比其它签名人更多的责任及冒更大的危险。

五月二十日,期待已久的五十六人签名呼吁书终於被公开。这份呼吁书人士来自全国九个省份,代表着从民主墙至八九民运的各阶层人士。这封呼吁书的内容也极翔实,从人权至法制多方面谈到了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弊端,并强烈呼吁平反六四。

此呼吁书公布後外界反应强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广州有线电视台的一次差错可能坚定了北京公安逮捕王丹的决心。五月二十日晚报广州官方的有线电视台毫无剪编地转播了香港无线电视台关於此五十六人签名的长达叁分钟的报道,此事引起了广州人的好奇,连王希哲太太苏江也致电给我询问是怎麽回事,因为以前广州有线电视从不转播这类政治新闻。这件事很可能被中共中的顽固派利用,认为在国外发布东西也会很快传播到国内,以致造成对国内的“反革命宣传煽动”效果,因此而加速了王丹的被捕。

如果说到偶然因素,则当时北京陈希同、王宝森案对王丹的被捕起了很大的作用。王丹四月参加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两门考试考完後,一方面想轻松一下,另一方面也想避开六·四这个敏感日子,他决定五月二日去黄山旅游,六四後再回北京。但後来王宝森自杀,王丹才临时决定不走。议也正是因为此案,才导致五十六人签名的出台,王宝森案使大陆异议人士一致认为必须促使中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体制上消灭像王宝森那样的腐败大蛀虫。

王丹失去自由已有十八个月,我们相信,只有外界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有可能使王丹不至於在囹圄中度过青春中最美好的十一年,而保持持续不断压力方法之一就是让王丹的名字经常在报纸、杂志甚至电视上出现,让我们一起坚持不懈地为这一目标而努力。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卢四清 1996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