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的4月22日,如果我态度更加坚决而令到湖南省委负责人接纳我的意见,及时制止砸商店的,邓小平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很可能就不会出台,整个的“6.4”历史可能根本改变。而武汉的异见人士秦永敏没有坐牢的,12月22日全世界媒体就可能聚焦武汉,而当时防控的就可逃过目前这场大灾难

我(卢四清)记得以前同毛泽东秘书李锐通电话时,我问了李锐关於他的朋友熊清泉的身体情况。熊清泉1989年时是湖南省委书记,1989年5月17日凌晨我被占领了湖南省政府的学生推选为首席代表,同熊清泉等对话。我将手表放在熊清泉面前,给他3分钟时间考虑,要他将省政府的广播室借给我们,当晚我被推选为“湖南省高自联”总指挥,我借用到的广播室从5月17日一直用到了6月9日。
1989年4月22日晚,胡耀邦家乡浏阳的数百人乘卡车到达长沙冲击省政府,有市民开始发对社会的不满有一些小的破坏商店行为。笔者当时是中南工业大学(後来改名叫“中南大学”)官方的校研究生会主席,22日晚我同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及湖南各大学的校长等在现场。当开始有人砸商店後,我察觉到事态严重,而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就在我附近,我走到他们身边。他们也熟悉我,因为1986年至1989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曾多次举行同大学生的对话会,我常参加“湖南省学联”同领导人的交流,我也以官方校学生会主席,校研究生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对话会。我去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身边後,警卫没有阻止我,我提出现在砸商店的人不多,要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他们听到我的建议後看了我很久,再派多人去查砸商店的人中是否有大学生。我同省委负责人一直忧心忡忡地在等待,但一直到深夜,直到确认没有大学生只是社会人士後他们才下令公安开始抓捕行动,但很多商店已被砸。
邓小平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基础就是指长沙,西安的“打砸抢”,而胡耀邦是湖南人,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西安并不是重点,故长沙砸商店成为“4.26”社论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所以31年前的今天,我有一次最接近改变中国最重大历史的机会。如果我多次不断地强烈要求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立即采取行动而不要去理会砸商店的人之身份的,同时又将我身边熟悉的“中南工大,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党委书记,校长拉上去一起去要求的,下令制止砸商店就很可能会发生,而中国最重要历史也就可能改变。
武汉秦永敏没有坐牢的,12月22日全世界媒体就可能聚焦武汉,而当时就防控的就可逃过这场大灾难。1998年他建立“中国人权观察”期间,我利用香港电信公司推出的一个全新的方法令他打一个武汉本地的号码,再输入一组密码就可接通我在香港的传真机,这样极其方便,武汉发生了任何事情,连城管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打人,我都可以收到传真。12月22日我开始调查武汉肺炎,当时武汉可能只有数百人被感染,而只要有秦永敏一人在武汉的,就可改变历史。66岁的秦永敏1981年判刑8年,1993年再劳教两年,1998年再判刑12年,2015年1月再被拘捕,2018年7月,被武汉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他要2029年才能出狱。
2020年4月22日 PM 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