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2:30,当传出建制派议员上车正朝立法会过来时,香港一群勇敢的青年用15分钟不可逆地改变了香港的命运,他们同时也改写了香港甚至中国的历史。我曾经在1989年可能改变“64”历史。而如果我12月22日作出武汉肺炎报道的,全世界历史也会不同

2019年6月12日我没有去到立法会,从早晨开始我一直在看直播,下午约2:30,当传出建制派议员上了车正朝立法会过来时,香港历史上出现了最重要的一幕,香港的勇敢青年,冲向了速龙小队,他们勇敢的15分钟改变了香港的命运,在车上的建制派议员害怕了,决定不去立法会,车开向其它地方,勇敢的青年令香港的历史改变了。
这15分钟,绝对不可逆地改变了香港的命运,这一群勇敢的青年同时也改写了香港甚至中国的历史。100年後,许多历史学家会来评论这一刻对历史的改变。
历史是必然也可能是偶然,我曾经在1989年可能改变“64”历史,这当然也会改变这几十年的历史。
1989年4月22日晚,笔者当时是中南工业大学(後来改名叫“中南大学”)的官方的校研究生会主席,4月22日晚我同湖南省的领导人及湖南主要大学的校长等在现场。当开始有人砸商店後,我察觉到事态严重,因为我曾经是湖南省学联负责人之一,参加多次同省领导人的对话认识他们,我去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身边,我提出现在砸商店的人不多,要他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他们听到我的建议後看了我很久,再派多3个人去查砸商店的人中有无大学生,我同省委负责人後一直忧心忡忡地等待,但一直到深夜,直到确认没有大学生只是社会人士後他们才下令公安开始抓捕行动,但很多商店已被砸。
邓小平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基础就是指长沙,西安的“打砸抢”,而胡耀邦是湖南人,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西安并不是重点,故长沙砸商店成为“4.26”社论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所以历史是必然也可能是偶然,31年前的4月22日,如果我态度更加坚决而令到湖南省委负责人接纳我的意见及时制止砸商店的,邓小平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很可能就不会出台,整个的“6.4”历史可能根本改变。
武汉肺炎也是,如果武汉的异见人士秦永敏是自由没有坐牢的,去年12月22日全世界媒体就可能聚焦武汉,中国绝对隐瞒不了,防控就会及时,全球就可以逃过这场大灾难。
1998年秦永敏建立“中国人权观察”期间,我利用香港的电信公司推出的一个全新的方法,令秦永敏打一个武汉本地的号码,再输入一组密码就可接通我在香港的传真机,由香港付费,这样极其方便,武汉发生任何事情,连城管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打人,我都可以收到传真。
所以武汉只要有一个秦永敏这样的人存在的,这场武汉肺炎会完完全全不同,信息中心可委托秦永敏,而秦永敏可委派数十名武汉人做调查,信息中心在国际报道後,中国不得不在12月就有极严格的防控,这样就可避免大灾难。中国有“沙士”,如果我在12月22日前就通过秦永敏的帮助作出国际报道的,全世界的历史会完全不同。
2020年6月12日 AM 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