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颠覆罪”的听审,我记下了10多万字极其重要的内容,香港人极其容易误撞,无论是记者,专栏作者,电视台,电台主持人,人权工作者,政治书籍作家。故信息中心今後将以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为主,不会再直接打电话去查询,而是去靠28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的高度敏感“嗅觉”,去发现新闻线索,为环境艰难的媒体提供帮助

西九龙法院及高等法院8天“颠覆罪”的听审,我记下了10多万字极其重要的内容,记下了极多的细节。信息中心从1993年成立这28年来,关注过上千件中国内地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颠覆国家政权”案件,所以如果要我用西九龙法院及高等法院8天“颠覆罪”的听审记下的10多万字极其重要的内容,再结合我28年来关注过的上千件中国内地的“颠覆罪”安,结合起来去写一封给林郑月娥,李家超,邓炳强,刘赐蕙之信的,这封信的字数可以有100万。也就是说,我可以用西九龙法院及高等法院8天“颠覆罪”的听审内容,加上我28年来对中国内地“颠覆罪”的研究,我可以写100万的材料,向林,李,邓,刘提出我8天听审所积累的极多极其重要的疑问。
但至今天我仍然不清楚,如果我给林郑月娥,李家超,邓炳强,刘赐蕙写这信的,是否我已违法?因为庭审的内容不可披露,因而我这名听审者,就算是将听审的内容向林郑月娥,李家超,邓炳强,刘赐蕙披露的,也可能违法。这47人“颠覆案”的3名主控官,这些天大约有10次休庭时就在我一米外的身边,我几次想问他们,如果我将庭审的这些极其重要的细节,写在给林,李,邓,刘的信中,是否会违反法律?
在听审时,我看到其它一名旁听者可能是某名写了许多政治书籍的作家,他看来也极其关心“颠覆罪”。而我从听审的极多细节判断,不但政治书籍作家会极其容易误撞“港区国安法”,其它人如记者,专栏作家,电视台,电台主持人,人权工作者,当然还有全部用社交媒体的普通市民,都会很容易误撞“港区国安法”。
可能绝大多数没有去听审的香港市民会理解成2020年6月30日23时“港区国安法”实施前的事情不会违反“港区国安法”。我不能披露听审内容,但我根据我听审得来的警觉,我碎除了1997年7月1日至2021年3月3日的全部包含政治内容的实体文件,当然也删除了全部电子文件,我作了4次重复检查,确保所有电脑,移动装置,电邮,WhatsApp,Telegram甚至短讯上没有任何政治内容,这些文件是1997年7月1日开始後的文件及信息。
8天“颠覆罪”的听审令我意识到香港人会极其容易误撞“港区国安法”,所以信息中心今後将以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为主,不会再直接打电话去查询,而是去靠28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的高度敏感的“嗅觉”,去发现新闻线索,为环境艰难的媒体提供帮助。目前的“媒体”日子很艰难,所以我想利用我28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的高度敏感的“嗅觉”,去在网上寻找公开的线索,提供给媒体最新,最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2021年3月22日 AM 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