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7日,香港ATV将长沙游行放在头条,第二条才是北京,我带领10万人游行。我由官方的校学生会主席“叛逆”成“湖南高自联”主席。我占领湖南省政府32天,切断中国命脉交通“京广线”5天,6月8日在长沙火车站召开了20万人的追悼会,如在香港我会被检控”“非法集结”“暴动”“颠覆”“恐怖活动”100次

1989年“4.26”人民日报发表将学生运动定义为“动乱”的社论後,4月27日长沙,北京都有游行。4月27日长沙的大游行,是在所谓的“4月22日长沙,西安打砸抢”事件後的游行,而邓小平正是根据长沙,西安事件,定调“4.26”人民日报社论,故许多国际媒体,包括香港的媒体,在4月27日前已去到长沙。
4月27日的长沙大游行,我是两名核心组织者之一,我同其它一名学生,组织了这场游行。我曾是官方校学生会主席,後来又成为为校研究生会主席。我2年学完4年学士课程拿到学士学位後,因成绩特别优异,被免考试推荐读硕士学位,当时也正在完成公派去德国留学读博士的准备,所以如果考虑到自己个人前途的,我绝对不需要出头去组织游行。
但在1989年4月26日晚的讨论中,我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说,明天的游行已无法避免,为防止“4.22”事件再次出现而被邓小平等说证实“4.26”社论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要令游行有组织,有次序,绝对不能乱,这就需要有许多纠察,而唯有我这官方的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主席出面,才可能组织及指挥数百名纠察。
中南大学是後来由“中南工业大学”等几所大学合并而成的,在1989年,我是在“中南工业大学”。我们学校的食堂比较集中,故4月27日,食堂区突然鞭炮齐鸣,我同其它一名学生打出了横幅,我们走出了校园大门。我是学校知名度最高的学生,也是官方学生的最高代表,我这样“叛逆”地带头游行,当然令全校学生已无所畏惧。出了校门後,我组织起了300多名纠察,几乎全部是“我的部下”,然後我们向湖南省政府开进。“中南工业大学”在长沙校园区的最尾端,向湘江大桥挺进时,其它大学加入了我们,我们10万人手挽手跨过湘江大桥,来到湖南省政府,部分人进入省政府再散去。我同我同其它一名学生走在最前面,後来来香港後看录像带,香港“亚洲电视台”将长沙游行放在新闻头条,第二条才是北京。
香港正在检控或判刑如此多的年轻人,指他们“非法集结”,“暴动”“颠覆罪”“恐怖活动”,而1989年中国内的“反革命罪”细项中,当然也包括这些。我1989年做的那些,以香港现在的法律,我可以被检控100次了。当时我是“湖南省高自联”主席,总指挥,我占领湖南省省政府32天,“借用”了湖南省政府广播站,利用湖南省政府这广播系统“煽动颠覆”了32天,明天广播上千文章及学生市民声音。在湖南省政府门口静坐,绝食32天,而湖南或其它省人士,可能有数百万人曾在这32天来湖南省政府参与我带领的“非法集结”,聆听湖南省政府广播站发出的民主声音,聆听中国人当时的政治诉求。
1989年6月4日开枪後,长沙的街头处处闻哭声,我们切断了中国命脉交通“京广线”5天。
1989年6月8日,当天是端午节,而屈原是湖南人的精神正义力量之一,我组织了中国32年以来的最後一次超大型政治示威集会,20万人在长沙火车站举起了数千幅标语横幅,他们上面的内容,比“港区国安法”控告47名人士“颠覆”的内容要刺激百倍。我登上很高的长沙火车站顶,代表“湖南高自联”带领20万人宣誓:“头可断,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丢”。
1989年6月8日长沙火车站的追悼会,是最後一场中国超大型政治示威集会,6月8日其它省只有数百人参加的集会,而6月9日全国数百人的集会都已很少,再几天一些省公安就开始拘捕人。
一年多恢复自由之後,我被开除学籍。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同当时湖南省委书记等很熟,10年前我曾问过李锐关於我最终没有被“反革命罪”判刑的事。我没有送去法院审判有比较有比较私人的关系,从湖南省委书记到湖南省政法委书记,直到“湖南高教工委”主要负责人都有一些私人关系。负责处理我的两名“湖南高教工委”的主要负责人,一人是我常在一起开会的前校党委书记,一人则是我硕士导师的亲属,而湖南省委书记及湖南省政法委书记则是私人的关系。由此也看到,在中国,“人情”远远高於“法律”。
邓小平,杨尚昆在1981年曾直接对我这名在解放军中搞政治活动的“娃娃兵”网开一面,令我没有判死刑,而1989年“64”後,邓小平,杨尚昆对学生的处理也较轻,全国因“反革命”罪判刑的学生不多。
李嘉诚的“网开一面”令我深思。香港正潜伏着极大危机,政府将“和理非”人士判重刑,用“文革”那套来对付47名被控颠覆罪的“真心爱港者”,这只会令社会的怨恨越来越无法得到宣,无法宣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爆发。
2021年4月27日 PM 13:50